AI发展与人文教育

2023年5月拍摄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新华社发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观众在和人形机器人互动。新华社发

山东曲阜尼山水库及尼山圣境景区。新华社发

张宝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20世纪思想文化史、人文语义学研究。

从ChatGPT到DeepSeek，AI技术的蓬勃发展对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人文教育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挑战。本期讲座我们重点讨论AI时代最为现代的“数智赋能”与最为古典的“人文之心”之间的关系。

人文教育的“道器”之辩

从“科学”和“人文”谱系看，二者本有同根同源的宗族关系。但是在人文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人文似乎又同科学构成了不同的存在。当年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这样描述他所感受到的“两种知识”：“一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种是模糊不清的知识。色、声、香、味、触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知识。”（〔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无独有偶，古典中国的“先觉”也曾对知识的“鸿蒙”“混沌”属性有所感知。素有中国古代蒙学百科全书之称的《幼学琼林》有言：“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明〕程登吉编撰，周远斌注译：《幼学琼林》，崇文书局，2006年）吴承恩所撰的《西游记》开篇便有关于“鸿蒙”的描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这或许可视为庄周之隐喻“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注解。（〔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内篇《应帝王》，中华书局，2011年）承上所论，无论是“混沌”“浑沌”还是“清浊”“鸿蒙”，这一混沌未凿的情形，无问西东，共处于一个轴心的延长线上隔空相望。这种情形或可视为人文在曾经的历史阶段面对科学的某种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可谓中西皆然。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知识进化与学科结构整合，无不以科技的突飞猛进为先导。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对人类在物质、体力、生理等方面赋予了强大的能量，另一方面其携带的某些负能也曾不同程度地冲击人文领域。《新科学》的作者维柯就是在这样一种愤懑不平心态下主张将自然与人文“分庭”，并从物质（自然）与心灵（人事）分解出两个并行不悖、异彩纷呈的元素相互“抗礼”。如果我们能将人类知识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的内在分裂，与今天纷至沓来的人工智能之“工具”的“人化”“进化”串联起来，那么由科学和人文分殊创生的“工具”与“价值”的紧张就可以视为一种德国学者卡西尔所说的“互相依存”的不和谐的谐音。（参见《多维视野中的文学理论》，《人论》，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以为，这实际上是一场由来已久的“道器”关系讨论。“君子不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道尊于器”也是古典的真实表达。这里的“器”即“技”“术”“物”“用”等工具类属的统称。“道器”曾经一度紧张的关系，至今我们仍可在文献中寻得踪迹。清末思想家王韬曾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也。”（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这时的“道”多以“体”的形式出现，“器”多以“用”的形式表现。

其实，具体就“道器”而论，历来见仁见智。庄子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说出了本心。（〔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内篇《养生主》，中华书局，1961年）相较于形而下的“技”与“术”，“道”则自有担待：“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61年）作为一个至大无外的存在，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亘古不变。“道不当名”正乃“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另一表达。（〔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外篇《天道》，中华书局，1961年）时至近代，康有为出于维新变法之目的，将“道”“器”关系进一步点明：“显微、千里之镜，皆粗器矣，而远窥土木之月，知诸星之别为地，近窥细微之物，见身中微丝之管，见肺中植物之生，见水中小虫若龙，而大道出焉！道尊于器，然器亦是以变道矣。”（康有为：《笔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积淀深厚且博大纷纭的文化系统，因此承载着博大精深之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便平添了一层苦恼、困惑与纠结。以至于一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曾作如是观：“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从“技进乎道”到“器亦是以变道”的思想史线索看，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从未中断。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观之，人文与科学其实本是连体孪生，之后才逐渐萌发各自具体诉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将“真的意见和知识”两分。（〔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这就如同柏拉图感知的“木匠与桌子的关系”，（〔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第2版，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又与维柯的二分世界说有暗合之处：“维柯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是心灵世界，一是自然世界。他的知识论标准，即真理与创造可以互相转化的标准可以适应于这两个世界。”（〔意〕克罗齐：《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等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两个世界的划分蕴含着“道”“技”之辨，是一个古典教育的根本性命题。

就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而言，以“人生观”为主导的人文和以“人智观”为硬核的科学之两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延续了此前的论争。固然，道尊于“器”可以视为中西文化的共相，但是“技进乎道”却也有据可依。“由技入道”主动带来的“进化”、与人生观被动接盘带来的“智化”（物化、异化）为AI时代的人文发展增加了新的赋能，但也为之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在AI时代，人类虽有雄心壮志，却很容易在海量数据和强大组合能力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从自以为是到自以为非乃至自愧弗如，这也可视为此前与当下的区别。过去，我们常说“变被动为主动”，而今，以主动的方式援引、拥抱乃至就范而不明确方向，则很可能流于“主动的被动”。

就此而论，科学与人文之间曾经的紧张关系一旦延续到人文与“人智”，人文在越来越强大的工具面前的自觉就愈显紧迫。意大利学者加林针对人文主义的边缘化情势一再强调：“人的尺度必不可少。……那就不能不指出‘人文主义’方向的积极作用和人文主义时代的重要性。”（〔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念兹在兹，生长于文明古国的我们有着丰盈的人文资源。由来已久且习以为荣的“古仁人之心”，（〔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宋本范文正公文集》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正是人文之淑世情怀的古典表达。《诗经》道出的其实就是人类文明数千年来的初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这也与《尚书》中文乎其文、古奥典雅之十六字真经遥相呼应：“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二《虞书·大禹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人文坚韧而纤细，广大而精微。这也是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小心呵护的原因所在，鉴于人文走到了以“科技”最大化赋能的时段，人文教育面对的挑战也就不言自明了。

人文教育“芯”“心”相映

鉴于数智赋能的蓬勃发展，本次讲座讨论的主题实则是一个重新问题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人文学者面对的问题和此前的论争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前的问题每每充满了学科之间的提防乃至敌对的心理预设，当下的问题则是在倒逼的现实版本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人文学者在不无担忧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表现出一种不能不为的态度。这个态度由此前如临大敌的被动防备、自卫走向了具有主动意识的松绑、融入。

人类能制造并携带工具。小到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大到飞机、航天器的不断升级，尤其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一再给出这样的提示。在人类心量无穷放大、手臂无限延伸的今天，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之追问不减反增。这也是有学者在认同“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判断的同时，进一步强调“携带工具是人跟人猿类相区分的一个重要的界线”的原因：“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邓晓芒：《哲学起步》，商务印书馆，2017年）可见，数智的强大赋能不可否认，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尺度同样不可漠然视之。

在AI发展日新月异并充满不确定的当下，显然谁都无法作出“一拳碎黄鹤”的了断。以开放、包容和创新的精神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应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在AI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当下，数智与人文的相遇归根结底还是工具与价值、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再度呈现。这就再度提醒我们不能将这一问题简单理解为所谓的“对立”。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知识”与“人文”的关系反映在正反两个方面，是我们需要继续深入讨论和辨析的命题。事实上“知识”确实是“力量”，但是力量却还存在着正负能量的问题。在AI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AI的某些深度伪造可能给人带来知识幻象，以及因过度开发使用AI生成内容而导致我们过于依赖某种路径的可能。进一步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被海量数据、信息完全主宰之后，人类的主体性在知识面前面临着某种沦陷乃至堕落的危险，不加拣择的全知全能思维模式可能使人类坠入无底的知识深渊。过去，我们曾经以“知识爆炸”来形容铺天盖地的信息、数据、芯片带来的冲击。当下，我们再度被海量的“知识”包围之际，人文学者的根本何去何从还在于要确保“道”与“技”面前人类的主体性能够经受住诱惑与考验。

应该看到，在“芯片”与“心灵”之间，“芯”是“术”（即“技”或“能”），“心”是初心，是人文传统中的“道”心。尽管“由技入道”或说“技进乎道”是中外皆然的事实，但“道”尊于“技”则又是中西人文的一个基本面相。“从道不从君”“道不远人”“吾道一以贯之”等道体之说妇孺皆知。在古典时代，苏格拉底、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关于“道德学问”一体化的表述就已经为这一扯不断的关系埋下了伏笔。无论是“美德即知识”还是“尊德性而道问学”都蕴藏着知识与伦理的根亲关系。人格（人文）与学问（知识）之间的张力是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深化而发生改变的。当丈量文明的标准最终落脚于价值判断的点位之后，知识和良知之间的拣择命题才有了全新的意义。

进一步说，在AI加持的数智时代，缺乏定力者往往会因为自主性的东倒西歪而走在理性的钢丝上。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如同我们看到数据时代的不断更新迭代。尽管人类可以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要求大自然“交出”自己的秘密，但这毕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险过程。而且随着知识的增长，人类越发感受到未竟的空间在无穷扩大。这也是人类关于知识的悖论：随着有知边缘的扩大，无知的边缘也随之扩张。于是，如同黑洞一般的知识领地让人不能不产生望洋兴叹的感喟。如果人类在行进过程中陷入知识的海洋却不能自拔，那就无异于泥牛入海。其实，人类进化过程中面对“工具”的冲击已经有过关口前移的警醒与警示。

回到科学与人文两种“知识”本为同根的谱系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诉求还在于，人文与人智在求“真”方面并行不悖，只是在求“善”、求“美”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别。对（自然）科学，我们不能用“善”与“美”的标尺衡量；对人文学而言，除却“善”“美”的禀赋，“真”又是有机的。一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足以呈现。（〔清〕焦循撰，沈文卓点校：《孟子正义》卷十三《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17年）这个“真”和上面的批判性一脉相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史官记录帝王言行的传统，而且只供后人阅鉴。这个史官的史德就是“对褒贬词汇的使用都极其严肃谨慎”且直抒不惧。（徐梵澄：《孔学古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或许，今天我们所主张的“心”“芯”相映就是一个调和配位、双向赋能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以涂抹自己的边界、模糊自我的身份、混沌双方的赋能为代价，而是以彼此各司其职、安于本位为前提。这也是二者相互吸引的一个应有指数。惟其如此，“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境界才能呼之欲出。（〔唐〕李白：《独坐敬亭山》，〔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数智有“芯”却无“心”，因此只能以工具的赋能自我设防并守住底线，人文有“心”且需用“芯”，这才是人文教育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在双方的“深情对视”中，才能将双方的共情耦合发挥到极致。恰恰在这里，潜藏于古典学深处的“真”“善”“美”底蕴为这一致思方式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义资源。

人文教育的未来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工具的泛化与包围中实现冷静与突围，古典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静水流深的幽静河道。

古往今来的教育本质都不逾越人文教育。追根溯源，人文教育的质素在“轴心时代”的古典苗圃中枝繁叶茂。（参见〔德〕卡尔·雅思贝尔斯著，李雪涛译：《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尽管中西古典学在各自语境中呈现出不可通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它们也蕴含着可通约的同一性与统一性（参见王中江：《中国古典学的场域与特性》，《中国哲学》2025年第2期），双方对“以文化人”这一境界，可谓同气相求。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也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更无论人生观怎样调适，作为教育的人文根基都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古典学是一门集人类智慧之大成之学。这里的古典并不意味着顽固不化，而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公度性、前瞻性的大化之典。“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戴丹妮主编：《莎士比亚戏剧精粹赏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与此同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早已为我们提示过古人努力寻找的答案。（《大雅·文王》，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学意义源头与通识性流变意义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它们从古流传到今，在每个拐弯处，都会留下无数珍宝，当然就不可能只有源头的一些东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朱熹的诗句道出了源流的关系。惟其如此，才有大开大合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格局。维柯当年面对“自然”包围曾主张以古典学的“古老智慧”化解现实的紧张：“审慎，节制和刚毅，它们分别调节人的三个方面：审慎调节人的理解力，节制调节人的意志，刚毅调节人的强力；当人的理性为意志所拥抱，并与贪婪作斗争的时候，它就是德性；当这种德性制衡诸种用益之时，它也就是正义。”（〔意〕维柯：《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张小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数智无心、人文“用芯”，深究“天人之际”，来时的路与未来的道一脉相通。《道德经》中的千古箴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数智无常“芯”，以人文为恒“心”。此“心”是古典学意义上的“古仁人之心”。以数智赋能助益古典学发展，人文教育必将柳暗花明、生机勃发。